文章选自陆南泉《苏联真相:对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图片来自百度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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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运动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以年12月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案作动员，在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其斗争对象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持续时间达4—5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治运动。
因“大清洗”设定的打击对象较为复杂，事件持续的时间较长，显现出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治动因和历史脉络的。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把它放在历史过程当中才能深刻地加以理解、透彻地加以把握。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它虽然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但只有把它放在20年代后期直到30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
（一）“大转变”和“大跃进”的*治后果，引起国内危机加深，*内斗争加剧，这使*内力量重组、稳健派抬头，斯大林领导地位发生动摇
斯大林把反“右倾”斗争（—）及其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为“大转变”。“大转变”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一套方针路线，代替列宁—布哈林的新经济*策路线，向着对资本主义发动“全面进攻”的一次大转折。“大转变”实际上进一步加速、强化了“大跃进”，使“大跃进”遭到了更大的失败。
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大跃进”起源于苏联。苏联当年的“大跃进”，发生在年至年间。只要翻阅一下这期间的《真理报》，“大跃进”这个字眼，就会频频跳进你的眼帘。苏联那个时代进行的“大跃进”，主要是工业化“大跃进”。实际上，苏维埃俄国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进行过“大跃进”的尝试，但那是战争年代不得已的措施。苏联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俄文词“большойскачок”（“大跃进”），频频出现在*的报刊上，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年发生“大跃进”，中文里“大跃进”一词，是原原本本把俄文词“большойскачок”借用过来的。“大跃进”就是用超常的高速度，像跳跃猛进一样，进行经济建设，实施“赶超战略”。赫鲁晓夫和一些俄国人只知道揶揄嘲笑中国人的“大跃进”，对他们自己曾发生过的“большойскачок”，却讳莫如深。由于苏联时期的历史著作忌称他们这段历史为“大跃进”，所以了解苏联“大跃进”的中国人很少。笔者了解苏联有“大跃进”，也只是在查阅那个年代的苏联报纸时才知晓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近年出版的历史著作已不再回避当年的“大跃进”。比如，近些年一部在俄罗斯很具权威性的历史著作，即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20世纪俄罗斯史》，就专门设有“‘大跃进’的重负”一节。［1］最近，一本专门为中学生和中学应届毕业生编写的《俄罗斯历史》读本，也专辟“大跃进（—）”一节，用相当篇幅叙述了这段历史。［2］实际上，苏联当年进行的不仅仅是工业的“大跃进”；在农业集体化方面也称得上是“大跃进”，由原定用1—2个五年计划实现的集体化，提前到了1—2年完成。结果，工农业“大跃进”双双遭到惨重挫折，基本以失败告终。最直接的严重后果是，像中国一样发生了“困难时期”；但苏联的“困难时期”持续了“两年”，发生在—年，非自然死亡人数至少达数百万人之众，上述一书提供的数字是万至万人之间，较准确数字至今仍在研究当中。
在苏联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大跃进”有某种群众基础，但其负面作用和*治后果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3］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连年3月中央下达地方的指令中也不得不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
国家*治经济生活的紧张、危机，城乡群众的不满，引起的直接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4］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年9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现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5］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治威望得到恢复，*内干部、*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内力量的变化和重组，加强了*内稳健派的力量。
被清洗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认为是红*最富才华的高级*事将领之一
“大转变”和“大跃进”加剧了国内经济生活的紧张，甚至引起危机，其直接后果，是*内原先站在主流派一边的一些人对斯大林的路线发生了怀疑，*的上层出现了以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和柳京为代表的新反对派。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以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斗争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和“大跃进”的后果所震惊，开始转而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治局多数没有给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并被逐出了莫斯科。［6］
出现这个新反对派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治局大多数是主张稳健*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少数人。但是，*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年间，曾一度使稳健派的方针占了上风。
赫鲁晓夫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路线，因此得到斯大林赏识
当时，稳健方针深得人心的证据表现在，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在会上所得的选票超过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思想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他的地位在这期间逐渐得到恢复，甚至主持了《消息报》的工作，在年新宪法的起草中曾担负了仅次于斯大林的工作。
这一切，显然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但也没有逃过这位领导人的锐利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近票遭到反对，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境况，使他对领袖地位的不稳暗怀着不小的担忧。
在这种形势下，向*内稳健派及其代表人物开刀，打击反对派，扭转*和国家发展的航向，显然成了斯大林所预定的*治目标。
（二）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的“大转变”和“大跃进”，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群众要求实现工业化，迅速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唯意志的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短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基础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一是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二是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运转产生矛盾，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三是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基础的落后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去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着眼于阶级斗争，从*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治模式的核心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峰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蔓延滋长，加上官职等级名册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和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7］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不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也不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他早在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8］当时，他没有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只是间谍和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9］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的存在，但他无限扩大了事态，并作出了过火反应，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态仅仅同国外的和*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面对经济发展模式和*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残酷打击，以此来摆脱困境，寻找出路。
（三）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至年间进行的三次*内斗争姑且不说，从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内就进行了多次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运动（—），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年春）和“劳动农民*”案（年），进行了“工业*”审判（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年）；同时，在*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集团”案（年），以及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年的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在*内*外又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治局面。
与此同时，年的国际*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面对这种形势，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内到*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年曾讲到过的法国*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府权力的事，［10］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策的同时，斯大林便于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一方面改变对西班牙的*策，引起战云密布；一方面任命新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加速“大清洗”的步伐，——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成是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11］
对于“第五纵队”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12］可见，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意图之一，就是在莫洛托夫心中扎根很深的“第五纵队”。但这“第五纵队”纯属一种主观上的担忧，经历史学家查证和几十年的历史验证，所谓“第五纵队”云云，纯系主观想象的子虚乌有的妄谈。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大清洗”的直接导因“大清洗”有各种具体的、直接的导因，而年12月发生的基洛夫被杀案，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导火线。过去相当一个时期，我国学术界只把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看做“大清洗”运动的内涵；其实，这三次大审判只是“大清洗”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其全部。就它们在“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后期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在全面“大清洗”的真正高潮期间，主要战役则是在年4—5月至年1—2月间发生的。
联共（布）*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13］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利用，作为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的路线不满者，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近些年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14］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小时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为“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查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死刑罪犯的申诉；死刑判决宣布后立即执行。［15］这项法律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武断地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16］年12月16日夜，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17］一星期后，即1月16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这一活动有牵连。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凶杀。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证的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年5月，迄于同年12月。形式上是一项检查*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员、换发*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运动。运动的结果，是审查了81%的*员，其中9%被开除出*。［18］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指标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却以为，这是因为各地方*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由抵制贯彻中央方针造成的。于是，又进一步向各地方*组织开刀。
根据不完全资料，到年12月1日，与被开除*籍相关而遭逮捕的有人，还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19］在检查*证过程中没收*证几乎达25万张。［20］通过这次运动，安全机关便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持有异议的所有*员的材料。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与此同时，刑事律条也越来越森严。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年3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人员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籍者），通过侦查各地**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治案件的律条，加上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的始末年7月29日，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接着，在年8月19—24日，由苏联最高法院*事审判庭进行了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在这次对取名“托一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在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不仅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相联系属牵强附会，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一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进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站在了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一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21］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治局委员表决没有，［22］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的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治局有重要分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23］接着在10月间，奥尔忠尼启泽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得力的副手皮达可夫，和在交通和煤炭工业部门任负责人的其他前托洛茨基分子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等，遭到逮捕。年1月23—30日，以他们为打击对象，进行了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对“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审判。这次交付法庭17人，包括上述人等，立即或稍晚一些都被处决。
此次审判的主题，是灌输反对怠工的思想，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经济管理层。似乎全国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到人民委员，都存在着普遍的怠工。当时，全国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一方面超高指标，打破生产纪录，天天在宣布；另一方面，成千上万个企业由于不遵守起码的技术操作规程，废品不断，工伤事故连绵，计划失误，设备损坏经常发生，——这统统被指控为怠工行为。“怠工”几乎成了一种没有边际的外延，很多人都可能遭到这种指控。制造出技术专家怠工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中煽起对他们的恶感，成了这次审判所要达到的预定战术目标。这样，莫斯科第二次审判就揭开了对国民经济管理人员和*的干部清洗的序幕。在这前后，*治局内以奥尔忠尼启泽为代表，为使布哈林、李可夫摆脱在第一次审判中遭到的指控，同时也为保护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保护重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和技术专家，曾进行了种种努力和斗争。有证据显示，奥尔忠尼启泽曾为此仗义执言，同斯大林进行过拼死抗争，但他最后以身殉难，［24］也未能阻止“大清洗”的推行。
奥尔忠尼启泽在年2月18日的死，消除了最高领导层中存在的对“大清洗”的最大的，也几乎是最后的阻力。接着，在几天后开幕的联共（布）中央年二三月全会（2月25日至3月5日），便为批准“大清洗”打开了最后的绿灯。在这次全会上，逮捕了布哈林和李可夫，并作出决议，把他们交付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
叶若夫在全会上的发言和斯大林最后的总结报告，是把“大清洗”推向高潮的临阵动员。叶若夫用各地各部门破获的案例推动“大清洗”，斯大林则在报告中把打击对象对准了“经济组织”、“行*组织和*的组织中”的“外国代理人”及其“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他说：“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人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而“一些领导同志”竟“麻痹大意”，不仅不善于分辨这些敌人的“真面目”，而且“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25］他在全会上这样严重地估计形势并夸大敌情，大大推动了“大清洗”运动。
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后，全速开动了“大清洗”的机器。从这次中央全会到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年3月）的整整一年间，是对千百万经济干部、***干部进行大撤换、大逮捕，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拔上来的新人取而代之的一年。“反对派”和“人民敌人”的概念无限扩大，凡对反对派有过同情，凡对斯大林路线有过异议，凡支持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的稳健派倾向，甚至凡对斯大林有过不恭或谈笑的，统统被视为“反对派”和“人民敌人”而加以审查和逮捕。这次清洗触及了各个级别的干部，从中央*治局委员到各地各方面的基层干部。在这前后被镇压的*治局委员，有丘巴尔、埃赫、柯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在个联共（布）中央委员中有89个被逮捕，而后几乎全部被枪决。在个十七大代表中，有个在“大清洗”期间消失。撤换了所有各人民委员部的部长。其中以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和一些工业部门的部，损失最为惨重。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整个管理机关的人员，各企业的所有厂长经理（只有两个除外），绝大多数工程师和技术专家都遭到逮捕。在其他工业部门——飞机和船舶制造以及冶金工业等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镇压也扩大到了工会、共青团、各社会团体的干部以至科学和创作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国际的职员和外国*的同志，等等。
德国纳粹间谍机关利用弥漫苏联全国上下的怀疑和告密气氛，伪造文件，制造了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同僚同德国*部秘密联络的反间计，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侦探机构透露给了斯大林。［26］斯大林借此下令，在年6月将图哈切夫斯基和包括雅基尔、乌鲍列维奇和埃德曼等在内的苏联7位最著名的*区司令级将领逮捕并执行枪决。［27］在随后的两年间，从*内消失的共有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75位最高*事委员会委员（总共80名委员），8位海*上将，尚存4位当中的两位元帅（叶戈罗夫和勃留赫尔），16位当中的14位*级将领，以及90%的集团*将领和总计8万名当中的3.5万名*官。［28］
“大清洗”运动除对各部门领导人和干部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外，还把镇压行动推广到了社会广大阶层中。针对社会阶层的镇压，主要进行了以下专门行动：
（1）针对农业集体化中流放“富农”和刑事罪犯施行专门打击的行动
按照*治局批准文件，这部分人系指，“大部分从前一度从各个省区流放到北方和西伯利亚地区，后经流放期满又返回本地区的富农和刑事罪犯”。这次行动中，又把他们定为“反苏和破坏罪行的主要罪魁祸首”。指示将这种人分为两类：一类“立即逮捕”，“通过三人小组按行*办案规定予以枪决”；一类对其“登记造册，流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指定地区”，“勒令在5天内向中央报送被枪毙的人数和流放的数字”。［29］
后又经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上报“反苏分子”数字，制定的《关于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等反苏维埃分子的行动命令》，进一步把被镇压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应予立即逮捕并予以枪毙的，第二类应在集中营或监狱监禁8至10年。各地方后来又进一步增补追加镇压人数。此外，一些被镇压者的家庭成员也遭到了监禁或流放。
（2）打击所谓“反革命民族分子”的专门行动
这次专门行动，逮捕了所有在国防工厂工作的德意志族人，并将部分流放国外；还消灭了“波兰特务破坏集团和波兰*事组织”；对“由所谓哈尔滨人组成的日本间谍机构”也采取了行动。
年下半年，还对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进行了大规模迁移和驱逐。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动，是把远东边疆区的17万多朝鲜族人迁至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境内。［30］
此外，被采取各种形式镇压的“反革命民族分子”，还包括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族人、伊朗人、中国人、罗马尼亚人等。
在“大清洗”期间，中央*治局委员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内务部部队护卫下，曾定期到各地巡视，对各共和国和省的*组织进行清洗。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叶若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曾分别到各地视察过。
（3）针对有各种历史问题者实行打击的专门行动
尽管运动是在集中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但由于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审判，通过媒体制造声势，由于怀疑气氛和告密活动的不断发展，到后来，以致发展到对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污点的人，都拉出来进行整治，并作为逮捕、流放和镇压的理由：革命前有过不洁经历的，国内战争参加过白*的，有过其他**背景的，或同联共（布）反对派沾亲带故的，从20年代末以来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出于各种原因以前被开除出*的，或有可疑的民族身份的（德意志人、波兰人、朝鲜人等），以前参加过被解散的各类社团的，凡与上述各类人有亲朋关系或交往的，——所有这些人，都成了牵连、受害的对象。这样，“大清洗”便成了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成了集过去历次运动和清洗之大成者，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清洗运动。同时也表明，在运动发展进程中，特别是由于后期极左怀疑气氛的恶性发展，也出现了非人为的相当规模的失控现象。
“大清洗”运动是在苏维埃国家处境复杂、斯大林对国内阶级关系认识有误情况下发生的。运动当然也清除了一些应该清除的腐败分子和阶级敌人，但应该说打击面扩大得太大了，以致把大量*内意见分歧和人民内部问题当成敌我问题处理，冤杀、冤捕了大批革命队伍中的好同志，伤害了大量无辜的人民群众，打击了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从地方到*队，从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包括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成千上万的人。究竟—年的“大清洗”伤害了多少人？以前发表的各种数字无疑是大大扩大了。据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数字，这期间受到迫害的共有人，其中有人被枪毙。［31］这个数字只是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并不包括各地方档案馆的数据。各地方的情况正在研究当中。被公认是一位严肃研究大清洗的著名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没有接受苏联官方公布的—年被逮捕的人数，他说：“在我研究的文献中得出的结果是，在—年遭到逮捕的是人。”［32］他经过仔细筛除，认为其中近万人为*治犯和“准*治犯”。［33］
这个数目是相当惊人的。要知道，苏联的人口基数较小，当时全苏只有1.5亿人口，这个数目在其全人口中，特别是成年人口中，比例是相当大的。但目前也有一种企图大大缩小“大清洗”受迫害人数的倾向，据报道，俄最近有一种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主张，应该只计算被判死刑和被枪决的人数［34］。不过，这种主张遭到了与俄现行法律相悖的质疑。
大清洗的影响应该看到，苏联大清洗中的大量冤假错案，长期没有得到彻底平反，这涉及成千上万家庭及其亲属，使人们由此形成的积怨和不满，长期在社会深层滋生、蔓延、发酵，最后积淀、酝酿成各种社会*治思潮，形成相应的社会*治运动，成了埋藏在苏联社会内部的定时炸弹。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直接由人的活动来实现的。研究苏联的历史也必须研究具体人的活动。而人是在思想、思潮推动下行动的。因此我们考察苏联历史，就离不开考察各种思潮（特别是*治思潮），离不开考察受这些思潮推动而行动的人。
我们观察从20世纪30—80年代的苏联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30年代大清洗和一系列社会*治运动严重消极后果的作用，苏联形成了极端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社会*治思潮。
社会*治思潮的产生和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但苏联连续不断的社会*治运动对其形成和发展起了催化、加速的作用。苏联30年代大清洗和一系列社会*治运动的大规模镇压，一方面，造成了苏联凝固、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由此铸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治思潮，而这种思潮又以官职等级名册制度形成的特权阶层为载体，二者互相结合而形成强大的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在这个派别的阻挠下，从战后初期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阻滞、贻误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战后初期的局部改革’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和以后的改革，等等。
另一方面，由30—40年代清洗、镇压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由此不满情绪发酵而形成改革诉求，加上战时特殊环境和战后形势的催化，形成并加强了这一思潮。改革思潮由于受保守主义的打击迫害，造成阻滞梗塞，回旋激荡，又蓄积了更大的势能。在赫鲁晓夫时期终于有可能爆发而奔泻、喷发出来，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经受压抑挫折而分化，形成持不同*见思潮。这种思潮经戈尔巴乔夫时期“公开性”、“民主化”的释放，形成强大的反对派运动和**。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航船，受到*内和社会上以上两股强大社会*治思潮的双重夹击，因而左右摇摆，飘忽不定，最后失去控制，葬身海底。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改革的进程发生了保守主义思潮、势力同极端民主派思潮和势力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合作社法”和“租赁法”的出台，属于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阶层，一部分人利用经济改革的漏洞，经过权钱交易，大量侵吞国有财产；随着财产的增多，私欲的膨胀，企图把非法财产转化为合法的私人所有，于是，由起初维护体制、反改革的保守派，一跃而转为主张推翻体制的极端民主派。这样，极端民主势力大增，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戈尔巴乔夫一派无所倚恃而导致苏共瓦解和苏联崩溃的结局。
［1］БохановА.Н.,ГориновМ.М.,ДмитренкоВ.П.ир.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XXвек,М.,.С.—.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