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与恒大研究院联合研究成果
文：任泽平彭廷*焦点熊柴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治、经济、科技、文化、安全等领域风险积聚，黑天鹅事件频发。围绕全球贸易体系大变局的风险，我们对其新动向、新格局以及对全球农业和中国农业的影响进行研判，提出了应对思考，以供决策参考。一、全球贸易体系当前呈现四大动向多年来，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力量。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年欧债危机后，全球化开始放缓，特别是近年来世界经济*治格局快速演变，“逆全球化”不断升温，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显著冲击。当前，呈现四大动向。（一）世贸组织改革谈判停滞不前，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危机。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基础上成立，倡导公平、非歧视、透明等基本原则，是全球贸易体系的压舱石。然而，由于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在农业等议题上意见不合，加之“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过于苛刻，始于年的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僵局，仅在贸易便利化等个别议题上取得成果。近年来，美国奉行单边主义*策，以“退群”挟持WTO改革，提出“发展中成员”认定新标准，阻挠大法官遴选使上诉机构停摆。WTO的谈判、*策监督和争端解决三大功能均出现运转失灵，第12届部长级会议因疫情推迟到年召开，总干事阿泽维多提前离任。旧患遇新疾，多边贸易体系正面临生存危机。（二）国际*治博弈影响深化，全球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近年来，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频发，背后除了经济因素考量，更服务于内外*治目的。美国定义中国为“战略性竞争对手”并实施遏制，贸易战是其重要抓手，特朗普为巩固农业州和“铁锈带”的关键选票，对农业和制造业实施贸易保护，拜登上台后，即使对华策略有所调整，战略遏制意图也不会改变。英国为顺应民意不惜“硬脱欧”，日韩因劳工赔偿和朝鲜问题分歧而打贸易战，澳大利亚与中国*治外交“遇冷”继而经贸关系恶化，印度在与中国边界冲突后大幅增加对华投资限制。未来，全球贸易摩擦可能长期与国际*治博弈相伴。（三）全球产业链布局由“效率至上”向“安全至上”转变，“多中心化”格局初步显现。从经济发展史看，全球产业布局不断受集中化和分散化两种力量驱动，“世界工厂”地位先后由英、美、日等更迭至中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国在产业布局上保安全与防风险的考量，正在超越追求效率的传统动因，形成新的分散化趋势。例如，美、英、欧、印等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俄投资通信和能源等领域，日、美等国*府在疫情后为提升产业链安全而鼓励制造业回流，部分跨国投资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风险转向了墨、越、韩等地区。这一波分散化力量将驱动全球产业布局走向多中心化，或呈现以中国为主中心、其他N个地区为副中心的“1+N”格局。（四）双边与区域合作意愿更强，新型贸易秩序加速建立。WTO允许成员签署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以实现高于多边开放水平的合作。近年来，由大型经济体主导的双边和区域协定加速诞生，规则更自由、领域更广泛、机制更成熟。美墨加、美欧日等积极推行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三零原则”）为基础的合作。在美国退出后重新达成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覆盖约5亿人口和全球GDP的13%，新增数字经济、边境后监管等规则。由东盟倡导，吸纳中日韩及澳新加入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刚刚于年签署，辐射约34亿人口、覆盖全球GDP的30%。这些新型贸易协定的生效，将对全球贸易体系和规则产生深远影响。二、全球贸易体系可能走向三大结局在全球贸易体系新动向之下，各国必然主动调整经贸*策和竞争合作布局，客观上将推动建立新规则、新秩序、新格局。按照全球化程度由高到低排序，全球贸易体系可能走向三大结局。（一）新型全球化格局从贸易理论与发展历史看，国际分工和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可实现各国利益最大化。乐观情形下，全球贸易体系历经变革后，呈现新型全球化格局。一种可能是继续以WTO为核心重塑秩序。近两年主要成员在改进争端解决机制、提高透明度、强化监督功能等方面有一些共识，在电子商务等诸边谈判领域也有显著进展，有可能整合为多边规则。如果WTO改革成功，其将继续引领全球化秩序。另一种可能是以大型贸易协定为核心建立新秩序。改革停滞的WTO可能被边缘化，而某个大型贸易协定确立的新贸易规则，实质上取代WTO。如CPTPP沿袭了原TPP的绝大部分规则标准，在货物、服务、投资等市场准入领域全面自由化，并纳入了环境、透明度、数据自由流动的“21世纪新议题”，强调边境后措施和监管一致性，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目前中国正在积极考虑加入CPTPP，如果美国重返协定，英国、印度等主要经济体也被吸引，不排除形成覆盖全球经济总量和人口过半的多边贸易协定，引领新型贸易规则和全球化秩序。（二）大圈子半全球化格局中间情形下，全球化可能退化为“半全球化”，各国建立或加入大型贸易圈，但无法形成类似WTO成员规模和经济体量的全球性贸易组织，总体呈现“大圈子化”格局。一种可能是“南南圈+北北圈”。随着南北经济差距缩小，南北合作可能更困难，而南南合作和北北合作可能更顺畅。目前看，中国与东盟、“一带一路”共建国等可能形成南南圈，美墨加、美欧日、CPTPP等团体可能形成北北圈。另一种可能是“中国圈+美国圈”。未来中美大国竞争可能推动形成两大贸易阵营。目前来看，中亚、西亚、独联体、中东欧和非洲等或属中国圈，墨、加、澳、印、越等或属美国圈，欧盟、日韩、东盟、南美等可能与两圈均保持贸易关系。（三）小圈子碎片化格局与双边谈判相比，多边谈判中各国优势互补更难实现、利益分配更难平衡。近年来，多成员参与的大型“框架式”贸易协定屡遇瓶颈，如英国脱欧、美国退出TPP、印度退出RCEP等。相比之下，小范围协定谈判成本较低，且更容易执行，如年8月，美欧首次就削减部分产品关税达成协定，双方将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分别对约1—2亿美元贸易额的对方产品全部或部分取消关税，产品涉及美国出口的龙虾以及欧盟出口的水晶玻璃制品、打火机、预制食品等。悲观情形下，大型贸易圈合作遇阻，各国主要依托双边和小型贸易协定形成“小圈子”，全球化演变为“碎片化”格局。三、全球贸易体系大变局对全球和我国农业的影响全球贸易体系演变结局虽不确定，但其发展过程有共性。短期内，全球贸易环境将处于激烈变化的调整波动期，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可能加剧；长期内，新的贸易秩序伴随大小不等的“贸易圈”而诞生，将呈现“圈内更开放、圈外更排他”的贸易环境，全球贸易格局再调整、利益再分配。（一）对全球农业的影响一是全球农业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与一般商品和服务不同，农产品生产具有季节性、周期性、自然约束性、生产资料较难跨国转移等特点，而需求刚性相对较强。为满足供需平衡而进行的产品交换，是全球农业贸易始终活跃于总体商品贸易的根本动因。在贸易摩擦加剧的环境中，农业贸易一旦受阻，全球农产品供需匹配将更困难，进口国与出口国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特别是大型经济体间的贸易摩擦，可能造成区域间资源重新分配，显著影响第三方国家的市场结构。如，年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减少50%，而对越南、西班牙和韩国等出口明显扩大；巴西对中国出口额扩大36%，而对埃及、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等出口明显减少。二是市场主体的贸易投资决策更加复杂。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各国*府对农业市场和贸易的干预程度显著高于非农市场。在全球贸易体系大变局中，贸易*策的受干预程度和不确定性更高，将使市场主体的生产、销售和购买决策更加复杂。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储存成本高，为避免生产决策失误、产量过剩，生产主体很可能减少投资以控制风险，继而加大未来农产品供给风险；因市场预期不稳定，可能出现抢购、囤货、倒卖等行为，干扰农产品消费者和采购商的决策。此外，贸易*策不确定性将增加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溢价，造成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三是“丛林法则”造成南北农业发展差距更大。贸易谈判通常与国家实力和话语权挂钩，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丛林法则”。话语权较大的农业出口国可能倡导“自由贸易”以获取他国更大市场，还可能配套更多补贴和技术壁垒以巩固其出口竞争力；而话语权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被迫扩大进口、减少出口，甚至在农业产业安全上受到威胁，继而南北农业发展差距会更大，全球农业发展将更失衡。（二）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一是稳定进口供应的压力增大。随着全球贸易体系分化为各类相互交织的“贸易圈”，特别是在“半全球化”和“碎片化”结局下，由于我国位于多数进口来源国的“圈外”，稳定紧缺农产品进口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综合近5年贸易数据，正常贸易条件下，我国大豆进口的30%—40%、猪肉进口的15%、棉花进口的30%来自美国，牛肉进口的20%、棉花进口的25%来自澳大利亚，油菜籽进口的90%来自加拿大。一旦与这些国家发生经贸摩擦，进口数量和价格的稳定性都将受到影响，极端情形下出现的安全风险更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