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经济思想绝不是支离破碎、仅仅为应对具体问题而提出的、互不关联的对策性办法和想法的堆积,而是一个有严密内在逻辑的完整科学思想体系。就它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言,陈云经济思想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立场,体现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体现出中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更长远的角度看,陈云的领导实践与经济思想对有数千年不间断文明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从农业社会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理论有重要的独创性贡献。它完全从中国国情——历史与现实的真实状况—出发,从根本上拒绝所有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种种主观臆想,经受住了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严格检验。它是真正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正确处理工业农业关系的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情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性质和建设道路的中国特色陈云高度重视中国的国情特点,可以认为,他的经济思想就建立在对国情的正确把握之上。陈云特别强调中国国情的两个特点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影响;一是人口众多,为世界之最,其中80%是农民;二是人均资源紧张,其中耕地面积少尤为突出。在晚年,陈云对这些方面的强调和重视更具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含义。陈云说:“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而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农民。”“总之,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陈云对中国国情的另一特点,中国人均资源高度紧张,其中耕地面积尤显突出很早就有清醒认识:“我们的耕地只有这么些,但人口多,吃的、穿的都靠它。”最近四年(~年),水利、工业、交通的基本建设占用的耕地大约有两亿亩,菜地扩大了万亩,而新开荒地只有1.5亿亩,增减相抵,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用地减少了1亿亩。全国的耕地一共16亿多亩,减少了1亿亩,是一件大事。毫无疑问,陈云所认知的国情特点绝非停留于知识性层面。陈云对中国国情特点极其深刻的认识,是将这种特点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方向、建设道路的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正是这种国情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性质和建设道路的中国特色。上述基本特点,引发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治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主要有:建设与吃饭的尖锐矛盾:人不能不吃饭,但还要建设,如此众多人口的穷国不能同时满足既要吃好又要建设好的物力财力;在新的建设事业中,因为资源紧张,难以做到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突飞猛进;农民、农村问题对中国*治经济的极端重要,等等。陈云后来针对性地指出:“中国土地少,人口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的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吃穿的供不应求,实质上是工农业矛盾的反映。”陈云认为,吃饭问题对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的建设事业和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中国人口多,人是要吃饭的。”“我们和苏联情况不同。他们是地多人少,粮食够吃。年我去苏联,可以买到鸡蛋、猪肉、牛肉,饭馆里可以买到牛奶。所以,苏联计划部门有个传统不大管农业。我们中国,计委不管农业是不行的。不但要管,还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摆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不可能依赖从国外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也不可能向国外输出大量人口以解决本国的吃饭和就业问题。中国只能主要依靠自己解决好吃饭问题,这是全世界最困难的问题之也是中国特有的难题。但是,这仅仅是陈云面临的中国经济问题之一个部分。摆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主要负责人陈云面前必须解决的基本经济问题至少有三个:保障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维护经济的稳定和正常运转,进行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三者必须同时进行,缺一不可。中国经济发展还不能仅仅归结于人口多、资源少,生产供给难以满足需要这样一个问题。陈云一再强调中国人口中80%是农民,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包含着诸多现有经济学理论难以解决的难题。例如,中国的农户是一个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密切结合、生产和消费密不可分的社会经济体,这种经济体的行为,不能用完全商品化的、以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必要条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当然也不能用苏联式“社会主义*治经济学原理”去圆满解释。陈云所说的“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的经济,生产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土地改革以后,粮食产量是增加了,但农民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而且也不急于出卖余粮了,因此,商品率反而下降”,等等,正是小农经济体独特经济性质的体现。二、如何解决资源和国际交换条件刚性约束下的现代化建设中的农业农民问题:正确处理农业工业关系是关键（一）陈云的经济思想绝不是支离破碎、仅仅为应对具体问题而提出的、互不关联的对策性办法和想法的堆积,而是一个有严密内在逻辑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个逻辑是：1.保障全国人民的基本利益,首先是吃、穿、用,应为*和*府的首要任务。要坚决制止、杜绝少数人和利益集团谋一己之私利而损害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的行为。2.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首先就要保障中国人民有饭吃,这就必须保证农业和粮食生产。农业和粮食是最重要的,是*治问题。3.要确保吃饭不出问题,就必须处理好吃饭和建设的关系问题。4.吃饭和建设的关系问题中,最易出问题者以及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生产粮食部门——农业,与建设部门(基本建设是重要部分)—工业(以重工业为代表)的关系。前三个方面已有大量论述,无须赘述。笔者认为,第四点是陈云经济思想中十分重要之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重新承担起为中国经济建设把握方向的重任。陈云数次语重心长地谈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特点与中国国情的基本联系,认为这对中国极为重要,但“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二)晚年的陈云为什么将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提高到“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农业与工业的比例“是中国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根本问题”的高度?笔者认为这是他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在担任中国经济的主要领导者30余年时间后,总结终生验而得出的结论。综合陈云对历次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反思,可以看出陈云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理念: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的相互支援相互配合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必须高度重视,正确处理。陈云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思想包括三方面要点:其一,要发展现代工业首先取决于农业的状况,农业是发展工业的前提条件。陈云从历史反复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决定了农业是发展工业的前提条件:首先,农业农村是工业品的主要国内市场,只要搞好城乡交流,整个经济就活了。其次,轻工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农业产品原料。再次,农业特别是粮食,是发展工业、其他行业和城市经济的最大制约因素。在新中国尚未成立的年,陈云就已经在工作中高度重视和推进了建立工农业相互支持以恢复发展经济的方法。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明了推广和充分发挥这方面的经验,就有可能取得好成效:“明年我们如果没有其他中心工作,确实把生产运动作为全*全年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务,并充分发挥今年利用城市工业与科学技术援助农村生产的经验,争取把农业生产提高到战前水平(基本上)是可能的,中心是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新中国刚成立,百孔千疮。年夏,美国悍然发动朝鲜战争,冬天,战火蔓延至鸭绿江边,中国经济处于极度困境中。陈云作为中国经济工作的负责人,提出了城乡交流是转动中国经济的关键举措,要作为年秋冬和年全年经济工作的第一位工作。结果大获成功:“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陈云认为,之所以成功,道理在于:“扩大农副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证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转动的结果。农副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使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税收,减少了财*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扩大农副广品的购销,是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头等大事。”从促进农村经济开始、城乡经济互动互济从而活跃全国经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好经验。陈云并未将它归之于偶然,而是上升为发展经济需要遵循的规律来思考。年,他再次指出:“(如果)农村的土产没人收,工厂的产品没人买,整个社会经济就要停顿,农民就要骂娘工人就要失业。”陈云得出的主要教训是:“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财力物力就是指投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四个方面。年安排基本建设的时候,只和当年财力物力勉强平衡,既没有瞻前也没有顾后,结果造成基本建设投资猛长,在年不得不减下来。这是年计划执行的重要教训之”“我国国民经济中工业所占的比重将来会增加,农业生产也要发展,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是很大的。年和年农业歉收,都使第二年的工业生产、财*收入和基建投资下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年,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期,陈云在当年就总结新中国数年的经济建设经验,对经济工作的现状和未来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提出重要见解,陈云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意见,无一不涉及建立工农业之间的合理关系即工农业生产的合适比例关系的问题,它是陈云工农业生产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思想的基本体现。这些重要思想是:农业特别是粮食对中国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的重要地位;要保证农业和粮食生产必须建立合理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合理的农轻重关系不能靠市场自发形成,而必须要国家的产业*策和按计划执行。陈云总结说:“农业对我们的重要性,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如果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我们前进的后腿。”“为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搞化肥,搞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都要花很多钱,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如果我们只注意搞工业,不注意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搞了工业以后,老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再回头来搞农业那就晚了……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年的“大跃进”、共产风,使国民经济比例特别是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人口比例遭受严重破坏,人民大众深受其苦,中国经济处于极为困难的“非常时期”。执*的中国共产*处于丧失*权的危急关头陈云忧心忡忡地提出警告:“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直接原因是农业与工业、生活必需品生产与基本建设之间合理比例关系的破坏。这促使陈云进一步坚定、深入和丰富了中国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认识: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农轻重比例关系定要协调好工农业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陈云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其二,陈云工农业关系思想还包含着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即工业要支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业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发展农业和农村最终离不开工业支持。早在年,陈云就指出过这一点:“对农业投资是为了吃饭穿衣,但解决吃穿的问题并不只限于农业,投资应该包括为了农业的工业。比如化肥和化学纤维。”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农业遭受严重破坏时,这个问题更引起陈云的高度重视:“工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支援农业,凡是能够使农业增产的措施,我们都要采取。能够增产五千万斤粮食、一亿斤粮食,我们也要干。”“现在粮食紧张,应该是先搞化肥,化肥多了就能增产粮食,有了粮食就可大量养猪,养猪多了就有了有机肥料,无机肥料和有机肥料配合起来,就能使粮食多增产。看来,中国粮食增产的道路应该是这样一个公式:化肥—粮食—饲养—积粪(有机肥料)—再增产粮食。”其三,工农业之间的相互配合体现在国民经济的安排中形成合适的农轻重部门比例。农轻重的关系合理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也就理顺了,这同时是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基础。中国人口世界第一,约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5倍,但经济实力却相差很远,这意味着劳动力在工商业和城市中的就业困难要远远大于美国。陈云对于中国众多人口的就业问题高度重视,并且清醒地认识到解决问题的难度。陈云认为,城市规模和就业人数,根本上要决定于农业和粮食的产出有多大力量能满足城市规模和脱离农业的就业人口的需要。因此,城市和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适宜的工农业生产的比例关系、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决定的。他指出:“城市人口的增加,要看农村能提供多少商品粮而定。城市、工矿的发展,是要受农业约束的,这是工农关系中重要的一条。”陈云曾极其中肯地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四次情况和对国民经济的巨大冲击: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这四次当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粮食负担的可能。陈云将这四次情况,上升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符合国情的基本经济规律—一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那么,在城市和就业人数规模不能超越农业提供商品粮的限度的前提下,陈云是如何看待和提出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如何解决“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的问题呢?陈云并未就此问题发表很多言论,但从以下的谈话中可以看到陈云对待这个问题的基本精神。“种粮食收入少,农民不安心于农村,不愿搞农业,跑进城做临时工,一天一元二角。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准进城,是人为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工人每户每月平均收入六十元,一年七百二十元。农民的平均收入低得多,口粮又紧,单靠提高粮食等的价格不行,可以加点,但也不能解决很大问题。如果全国加十亿八亿能解决问题,当然不在话下。我已意识到这个问题,赞成改善一些。看来,解决这个问题靠三条:一是全国增产,二是多种经营,三是提高一些粮价。”陈云曾经回忆日本的经验,认为中国与其有相似之处,应该很好研究:“日本的情况和我们有相似之处。在延安时,我曾问过冈野进,他告诉我:日本农民大部分家庭,有人在城市、工矿做工(长工或临时工)。有收入寄回家;另外,农村为大工业加工的家庭手工业很发达,占收入的相当大部分。在地少人多的地区,要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出路就是机械化,从农业中解放出一批劳动力。农产品多了,参加分配的人少了,农村的副业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使城乡差别缩小。”陈云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是与他的必须正确处理好工农业关系的总体思想完全一致,即:用各种方式提高农民收入,包括发展为大工业加工配套的家庭工副业在内,以缩小工农城乡差别,使农民能够安于农业生产。在陈云的思考中可以看出,解决农民生活水平的出路,显然应该从农村经济自身的提高做起,必须加强农业和农村建设,而绝不是相反。但是,加强农业并不等于把农民牢牢拴在土地上,只许务农,不准其他。增加农民收入但不脱离农村,将收入、优质劳动力留在农村是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是提高、加强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和经济实力、从而为工业和全国经济的稳定和提高奠定基础的现代化道路,而不是削弱农村农业、以抽取农村宝贵生产要素来发展城市、最终损坏和危害农业农村的道路。陈云正确处理工业农业的思想在当前的重要意义陈云关于正确处理工农—一城乡关系的经济思想在当前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的重要性甚至较以前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的基本国情并未根本变化。陈云反复强调的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即中国有10亿人口,8亿农民,我们是在这样的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这个国情主要特点迄今并未消失。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国情导致的生产—需求方面的严峻态势还有所增强。其一,中国人口继续增长,早已超过13亿而耕地面积却急剧减少。其二,环境污染较前大为加重,土壤、大气水资源这些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被污染状况十分严重。其三,基本的不可再生能源如石油的大量消耗、一些重要的矿物资源如铁矿石的大量消耗等,都使中国在经济上对外依存程度愈来愈高,这不仅影响到工业也影响到农业,因为这关系到农用工业品的生产。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目前的生产和供给,不得不愈来愈多地受制于国际外部条件;另方面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风险愈来愈大,成本愈来愈高。其四,中国前的经济发展,在产品的市场需求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愈来愈大,有人估计在1/3以上,还有估计更高的。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会明显增加。近年来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上述种种表明了一个结果,即在基本生活和基本生产的供给和消费的平衡方面,中国受到的刚性制约程度愈来愈大。这说明,陈云一再强调的与国情密不可分的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就致使在总体上和根源上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全国人民吃饭问题的难度。虽然有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中国的粮食和吃饭似乎已无须堪忧,但利益集团在市场化、城市化口号下对农田的大肆抢掠及其强化趋势,“现代化”经济增长产生的大量污染对农业、生物和国家环境的恶性破坏,自然环境的恶化对农业生产的巨大影响和潜在威胁,均非统计数字所能反映,也绝非如某些所谓“经济学家”的轻率判断所言。令人担忧的是,对耕地面积的切实保有、对农业和农产品的污染防治方面,对大气变化对农作物破坏性影响的预防措施方面,国家宏观控制的力度远远不能与陈云时代相提并论。我们不禁回想起陈云所说的“农业增产的许多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效,大体上要七八年到十年。如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注意农业的发展,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来注意,那就晚了……如果现在不注意,错过了五年,就要耽误十五年。关于城市化与城市就业问题。前已指出,陈云的工农关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工业规模和城市人口数量决不能超出农业所能担负之限度。这既是陈云从事领导新中国建设的多年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历史上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规律。在城市和工业本身发展受到农业的严格制约,从而不能吸收过多的农民进城就业的状况下,陈云解决农民收入提高、生活改善的思路,是从加强提高农村经济本身入手.包括工业支援农业,包括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副业等,而绝非削弱农业农村,更不是现今颇有市场的所谓“要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就要减少甚至消亡农民,就要城市化”当前被大力提倡的所谓“城市化道路”理论和相应的“解决就业思路,最重要的理由是:西方国家经济发达的过程就是城市化过程;因此城市化程度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这个理论的宣传者们,却在鼓吹该理论的同时完全不去论证实行城市化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如:城市化需要的物质前提是什么城市人口增加的必备条件是什么,西方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是如何面对这类问题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教训是什么等等。这种思潮不仅会对农业和农村经济,也会对中国解决就业问题造成灾难性后果:用严重削弱和损害农业农村的办法来换取表面的、短期的农民“城市就业”,必然造成大量优质耕地被占有并可能永久丧失农业效能;农村中最优秀的人力资源的主要部分脱离农村和农业;吸走建设农村最需要的资金;等等。这些,已经被近些年“现代化速度”越来越快,但“三农”问题却愈趋严重的事实所证明。陈云早在年时就提出:“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而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陈云这种思考经济工作时高度负责、极其严格地依据国情、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在今天不少为*者盲目追求GDP增长的大环境下尤为珍贵。陈云说:“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新中国经济发展史已证明了陈云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现今存在的实际问题正在从另一方面证明这一点。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只要国情基本特点未根本变化,陈云的这一观点,将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印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制作：晓雅
编辑：李理
责编：钟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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