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0/12/8 1:58:00
新中国农业的发展，因各个不同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和经济体制的变化，通过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为手段而达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目的，这种涉农*策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在解放初期（60年之前），实行的是初级共产主义模式，以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全大队有劳动能力的人在一起劳动，所有人在一起吃饭，各家不能有粮，房子不能冒烟。所收的粮食全归大队集体所有，按人定量（据说每人每顿二两粮）留下口粮，其余全交公粮（上交给国家的粮）。据亲身经历的老人讲述，那个阶段是农民最艰难的时期，还饿死了很多人。老帅彭德怀因向中央尖锐的反映了在那个模式下农民的生活状况而受到批判。造成农业生产者自己必需的基本生活口粮严重不足的根本原因有三个，一是农业本身，粮食作物品种老化，农业技术相当落后（全人力劳动），产量低，效益低；二是体制问题，轰轰烈烈的集体劳动，无具体管理量化标准，劳动者出工不出力，导致生产效益更低；三是为了体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必须空前高涨，粮食总产量，必须是一个队比一个队高，一年比一年高，本身很低，于是向上级夸大谎报数据，上级就根据各大队上报的数据按比例下达应上交的公粮，报的越多，交的越多，留下的就越少。这就是那段时期农民生活极其困难的三个原因。上层已认识到*策的极左性，于是进行了调整。61年至79年，实行以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模式（劳动规模缩小），把土地分到生产队，全队劳动力在一起劳动，记工分，除了上交给国家的公粮，其余全部按工分分到户，农民过上了家庭式的生活。这种模式相当于前一种模式稍切合实际一些，规模小了，人数少了劳动积极性相对有所提高，并且还给各户分配自留地，由各户种菜种粮，自主经营，农产品不上交。这样维持了较长时间，但劳动的积极性在减弱，一部分人总想不劳而获，一部分人出去偷偷摸摸做点小生意，干的人多数有人无效，70年代末期，这种集体生产濒临瘫痪，农民生活再次陷入困境。自79年开始，决策层继续以缩小劳动规模的方式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队将集体土地发包给农户，由农户自主经营，按承包面积或产粮上交公粮和其他税款。这种模式一直延续至今。这三个时期，也是以农业扶持工业从一无所有开始成长壮大的阶段。年中央出台*策，要减轻农民负担，真正地解放农民，这一年农民全免交公粮和各种涉农税款。农民因此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这次是真真切切的第一次感受到了千年农户大国免税租的社会制度优越性。尽管如此，土地承包到“户”这种最小的基本生活单位，全免粮免税，已40年，这40年，对于只经营土地的大多数农民而言只是解决了吃饭问题，并没有富起来。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府已开始探索各种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的新路子，所有这些探索方法和过程叫做扶贫。20多年来，*府就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从基础建设、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组织建设等各个方面投入了巨资，尤其从年开始的脱贫攻坚，各级下派公务人员驻村包户，为贫困农户量身定做帮扶措施，经济实体带动，所有这些措施实施后，农民在农业产业方面的增收，成效甚微。尽管我们在农业本身动了很多心思，但它始终无动于衷，好比一个人天生残疾，你却非要让他健全起来一样，可能吗？除非重新塑造。下面我就推导一个农业产业不增收的根本原因：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说明，单位净值=单位价值--单位投入。一种产品的价格是于先固定的，投入的越多产品净值就越低。我们的农产品低端劳动力成本投入很高，与同价格的高度自动化生产低投入的现代农业相比，高投入农产品的价值就小。比如，八角投入产出一斤玉米，价值一元；二角投入产出一斤玉米，价值也是一元，那么高投入与低投入的产品实际净值差就是六角。但降低成本投入是有限的，要想高投入的农产品净值高，只有提高产品价格（单位价值）。由此可见，要想以农业产业增收，让农民靠农业致富，只有两个途径解决：一是实施大规模高端农业技术，降低低端劳动力投入；二是必须稳住农业上游物价，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现在是处于人为将其贬低而又想靠他的矛盾中。现在所做的改进种植技术、使用高产品种、增使肥料、增加种植密度、调整种植结构等等措施都是从让产业增收的量上在积累，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高端农业技术的实施空间是很有限的，要想让农民以产业增收，最快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农产品又大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质，社会管理者是不会轻易动价格的，这就是我们的农业产业不增收的瓶颈。作为大多数从事低端劳动的农民就只能默默承但低价格农产品的生产，默默承受贫困。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