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4日，一个满头白发的男子走出了上海西郊的青浦监狱大门，他就是曾担任全球矿业巨头力拓（RioTinto）驻上海首席代表的胡士泰。
倒回8年前的那个早晨，胡士泰在自家别墅中被捕，随后办案人员搜查了他位于新天地的办公室，并在电脑里发现了数十家中方钢铁企业的采购计划、库存周期、生产安排……甚至包括中方谈判组的内部会议纪要等绝密文件[2]。
机密被胡士泰输送至力拓的铁矿石谈判团队，进而转化成谈判桌上的「优势」，在资源价格暴涨的年代，这种「优势」让中国在铁矿石谈判中如同案板上的鱼肉，额外承担了成百上千亿的损失，也让看穿底牌的力拓赚得盆满钵满。
有意思的是，在胡士泰和3名同事认罪后，力拓迅速解雇了他们，并聘请一名风水师重新设计了上海办公室，继续在中国赚钱。
当时，口碑尚未翻车的郎咸平将中国钢铁厂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比做对鸦片上瘾[2]。铁矿石谈判的被动局面，让很多钢铁厂意识到“有矿才是大爷”，年之后，国内大小小的钢铁厂开始集体出国买矿，但为时已晚。
胡士泰在监狱服完8年的刑期后获释，消失于公众视野外。但在这8年里，中国对资源品的需求继续飙升。到今天，我们每年进口亿美元的石油、亿美元的铁矿、亿美元的铜矿、亿美元的天然气，以及数不清的其他资源。
在中国买下半个门捷列夫周期表的浪潮中，现在终于轮到了锂。
中国作为消费电子和汽车制造大国，每年需要进口天量的锂矿，情感大v任泽平在微博上搬出过前车之鉴：“全球锂资源主要分布在南美、澳大利亚等地，可能导致国内赚吆喝，钱都被国外矿主赚走了，而我们在铁矿石时代就吃过这个亏。”
在铁矿石时代，中国多次错失良机。一位长期研究海外矿业的专家跟《远川汽车评论》回忆：“我们年有机会入股BHP（必和必拓的前身），年有机会控股FMG（如今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年中铝有机会入股力拓，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对上游资源的软约束一直影响到了现在。去年，中国所有上市钢铁公司的净利润加在一起为亿元，同比增长了80%，创历史记录，而这样的逆天业绩，竟然还比不上淡水河谷一家公司的同期净利润（亿美元）。
站在政府和民间层面，中国绝不希望电动车行业重蹈钢铁行业覆辙，发展新能源车的目的之一便是改变中国70%石油依赖进口的局面，如果中国对锂资源毫无话语权，那么“弯道超车”就将变成一句意义有限的口号，甚至是为他人做嫁衣。
但站在现实层面，任何一个上游话语权高的产业尝试突破约束，都是无比艰难。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车产量突破万辆，占全球六成，但除比亚迪外没有一家国内电动车公司能盈利，整车厂被电池涨价压得喘不过气，广汽董事长曾庆洪在行业峰会上说自己是在给宁德时代打工，但宁德时代又是给谁打工呢？
追根溯源，车企的抱怨是出于电池厂对上游碳酸锂涨价束手无策所导致，过去一年，澳大利亚公司皮尔巴拉拍卖了八次锂精矿，价格从每吨美元暴涨至美元，足足涨了%，可即便这样，碳酸锂现货依然一货难求，甚至连渣都有人拿去提锂。
作为地球上最轻的金属，锂从未像现在一样重要。在这场寻锂的历史大戏中，中国人并没有缺席，甚至一度冲在了最前面，但就像哥伦布寻找新大陆一样，这个过程充满了惊涛骇浪与曲折迂回，有人流下了泪水，有人留下了遗憾。
01
先驱者：反客为主的四川人
Greenbushes是澳大利亚西南角的一个小镇，年人口只有人。
这里向北开车半小时，便是被誉为“全球最孤独城市”的珀斯（Perth），此地虽然有着优美的海岸线和沙滩，以及冬天温润、夏天干燥的地中海气候，但往西是大海，往东是沙漠，周围公里内没有大城市，宛如地球上一个偏僻安静、无人打扰的角落。
不过在Greenbushes小镇的地底下，却埋着一条形成于25亿年前、长达3公里的巨型伟晶岩矿床，含有丰富的锂、铯、钽资源，造就了全世界开采规模最大、品质最高的锂辉石矿山，没有之一，其锂辉石产量一度占到全球的60%。
高品位的锂辉石需要经过破碎、分离、浓缩、除杂、浮选、增稠、过滤，最终得到化学级的锂精矿。在Greenbushes矿区，两座于年和年建设的加工厂和尾矿再处理设施日夜不停地运转，向全世界输送优质的锂精矿。
而第三座更加巨大的加工厂，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其主人和最大的客户，是一家叫天齐锂业的中国公司。
不仅如此，在珀斯市南郊的Kwinana区，一座属于天齐锂业的世界级氢氧化锂工厂也已基本建成。Greenbushes矿区生产的锂精矿，被源源不断的送到这座7/24小时工作的全自动工厂，然后被加工成电池企业直接采购的氢氧化锂，每年产能高达4.8万吨，其加工成本预计是全球最低。
中国不乏敢于全球冒险的玩家。在铁矿石时代，湖南华菱钢铁在年投资9.5亿美金抄底澳洲矿企FMG，持股17.4%，而后FMG崛起为全球第四大铁矿石生产商，华菱回报丰厚。而在锂的剧本里，来自四川的天齐锂业和其掌门人蒋卫平成了新的“大作手”。
蒋卫平，四川遂宁人，年考入四川农业机械学院（现西华大学），毕业后辗转在国有机械厂和体制内工作。年，已经43岁的蒋卫平下海创业，做起了矿物进出口生意，他的客户里面，就包含一家位于四川射洪的国营锂加工厂。
蒋老板的生意，本质上是搬运资源，而搬运的唯一源头，便是拥有Greenbushes锂矿、日后让他魂牵梦绕的澳洲泰利森（Tailison）公司。
年，蒋卫平收购了经营不善的射洪锂加工厂，更名为天齐锂业。当时工厂情况糟糕，“进厂区走一圈，裤子上全都是一圈白灰”。但幸运的是，随着3C类锂电池的渗透率提升，天齐锂业很快扭亏为盈，并在年登陆A股中小板。
上市后的天齐在A股只能算小公司，收入3～4个亿，利润万，没什么增长。这种日子似乎岁月静好，直到年8月23号一大早，蒋卫平在电脑上看到了全球第二大锂资源商洛克伍德要收购泰利森公司的消息，顿感大事不妙[5]。
洛克伍德在全球拥有多处锂资源，包括位于智利的阿塔卡玛盐湖，而后者是全世界品位最高、开采成本最低的盐湖。一旦收购成功，洛克伍德话语权骤然提升，甚至可能在锂行业低谷期“雪藏”Greenbushes矿，收缩供给进行提价。
天齐锂业的CFO邹军后来向《财新》记者回忆[6]：“我们判断，洛克伍德收购成功后不会马上断货，但肯定会让你难受。”
对于这次收购，洛克伍德信心十足。一方面，每年上百亿收入的规模吃下泰利森公司绰绰有余，另一方面，每股6.5加元的报价较前一个交易日溢价53%，对于急着套现的泰利森股东来说足够诱人。
蒋卫平跟泰利森公司常年打交道，彼此很了解。在年2月泰利森刚传出要出售的时候，他原本计划分期购买股票[6]，希望通过这种稳扎稳打的“文明”方式一步步获得控制权，但美国人的“闪电战”打了蒋卫平一个措手不及。
而洛克伍德最忌惮的也是蒋卫平。彼时天齐是泰利森最大客户，占总营收的比例高达40%。因此在提出并购邀约之前，洛克伍德高管到中国转了一圈，拜访了几乎所有大型锂业公司，唯独落下了天齐[5]，就是担心走漏风声。
生死攸关时刻，蒋卫平迅速下定“截胡”的决心，第一时间组建了顾问团队。天齐聘请了澳大利亚本土投行RedBridgeGrantSamuel，而对面洛克伍德聘请的则是著名投行Lazard，泰利森这方则有麦格理（MacquarieCapital）来服务。
三方都摆开架势，相互博弈，而摆在蒋卫平面前最大的难题，是缺钱。
想要截胡成功，天齐锂业至少要准备50亿现金，而这相当于当年遂宁市GDP的十分之一，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三个月，而当时的天齐锂业的年营收只有4亿，整个集团总资产也只有30亿，即便是让蒋卫平倾家荡产也不够。
外部环境也不乐观，当年中国新能源车销量只有1.2万辆，锂的价值并没有被充分重视，在行业前景十分不明的情况下，蒋卫平上哪儿找这么多钱？一开始，天齐将目光投向了海外PE，但由于交易条款十分苛刻，无奈放弃。
这时，一家叫立德资本（LeaderInvestment）的公司出现了，它名不见经传，境内注册资金只有10万人民币，但它唯一的股东却是大名鼎鼎：中投。
02
吞象者：掉进了池塘的孩子
如果在企查查或天眼查上搜索“中投国际”，你会发现它旗下挂着30多个%控股的子公司。
这些子公司的名字兼具中西特色，比如“西塞罗”、“奥瑞安”、“哲联”、“思创”等，国内投资圈几乎很少有人听过它们的名字。它们其实都是中投年“分家”改革后的产物，每一个公司都可能在某些交易中扮演着出资平台的角色。
而关键时刻出手帮助蒋卫平的，就是其中一家。事实上，中投海外能源团队对全球矿产资源mapping已久，之前就调研过Greenbushes锂矿。但碍于身份，中投单独收购泰利森几乎不可能，让民企唱主角，似乎是更好的选择。
于是获得了顶级支持的天齐锂业，开始了一场步步惊心的“蛇吞象”操作。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天齐集团一边透过子公司在澳洲成立了一家看似和自己毫无关系的孙公司“文菲尔德（WindfieldHolding）”，然后从年国庆节开始，每天在二级市场上少量买入泰利森股份，一直到持股19.99%。
而在另一边，天齐锂业积极和各级部门沟通，争取跨国并购所需的一连串通关文件[7]。在向有关部门汇报之后，天齐锂业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拿到了四川发改委的“小路条”，随后在11月又拿到了国家发改委的“大路条”。
紧接着在董事会上，天齐凭借19.9%的股份否定了洛克伍德的收购方案，然后转身抛出了一个更高的价格。而此时，财大气粗的洛克伍德却有些轻敌，坚持原来的报价，最终天齐的方案获得了泰利森董事会的认可，并购成功。
经此一役，天齐在全球锂资源版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蒋老板不会再被“卡脖子”的噩梦所困扰了。
这笔收购的重大意义，在当年还远未展现出其重要性。年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和上一年相比并无起色，销量只有区区1.7万辆，天齐虽然拿下了泰利森，但锂价基本没涨，蒋卫平虽然掌握了核心资产，但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负债。
洛克伍德似乎也看出了天齐的难处。年，洛克伍德的董事长约了蒋卫平在新加坡见面[8]，把酒言欢之际，对方提出愿意溢价收购泰利森49%的股份，这个offer让蒋卫平难以拒绝，因为这不仅可以让天齐还掉相当一部分债务，也可以让中投公司顺利退出，可谓是一箭双雕。
“当时天齐除了把49%的股权卖给洛克伍德，还把另外51%的股权抵押给了对方用于再融资，要不是年特斯拉进入中国，刷新了国内市场对电动车的认识，带动了整个市场，泰利森可能就%是美国人的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而中投则利用这个机会退出了股东名单，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站在现在看，天齐这笔交易对中国汽车行业的意义并不亚于吉利吞下沃尔沃，因为技术和品牌可以通过时间来沉淀，但矿产争夺就是一场百分百的零和博弈。在当下的地缘环境里，这种世界级的资源收购几乎不再可能发生了。
蒋老板越战越勇，很快又把目光放在了另一家锂资源巨头——智利SQM公司身上。SQM公司拥有智利的Atacama盐湖，是锂资源行业“三湖一矿”之一，碳酸锂当量超过4万吨[9]，储量和开采成本比Greenbushes锂矿还要优越。
锂化合物一般有两种获取方式，一种是从矿石中提锂，一种是从盐湖中提锂。前者主要集中在澳洲，后者主要集中在南美。SQM旗下的Atacama盐湖是全世界最大的锂盐湖，被誉为“皇冠上的钻石”，自然会被蒋老板惦记上。
年5月，趁着SQM大股东兜售之际，天齐在原有的2.1%股权基础上，高价增持了SQM公司23.7%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总体交易价达到42.66亿美元，天齐为此背上了35亿美元的巨债，每年利息超过15亿元。
天齐锂业创始人蒋卫平和前总裁吴薇年参观SQM生产基地
就是这笔巨额负债，差点让蒋卫平半辈子的努力付之东流。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行业，当中国人疯狂涌入时，也就意味着距离产能过剩不远了。由于上游扩产太猛，而下游电动车需求低迷，导致全球碳酸锂价格年之后一泻千里，从最高每吨18万元跌至年疫情前的4万多元，许多矿商和锂盐厂破产关门，天齐锂业更是一年亏了59.8亿，亏到底裤都不剩。
低迷的行情也彻底打乱了蒋卫平的计划，刚收购SQM时，蒋卫平本计划通过港股上市来还债，但因为锂价走低影响公司估值而作罢，因此，蒋卫平只好又和年收购泰利森时一样，踏上了四处找钱之旅，但不幸的是，这次国内并没有像中投那样的“白衣骑士”愿意拉天齐一把。
在天齐陷入困境之时，也是全球锂矿资源在爆发前夜的“深蹲”之时。令人嗟叹的是，只有极少人抓住了这最后一次上车的机会。
03
错失者：上车机会如何被浪费
同样被称为“赌性坚强”，宁德的曾毓群和天齐的蒋卫平哪个更敢赌不好说，但至少曾毓群在后者的至暗时刻，并没有下注的意愿。
年，陷入巨亏的天齐锂业起初是希望找到合适战略投资者，这样就不用变卖家产。相传蒋卫平跟很多巨头展开谈判，包括中色集团、五矿集团、四川能投，以及全球最大的锂资源需求方宁德时代[10]，但都没了下文。
国内无人愿意援手，不能光怪对手方。事实上，蒋卫平“赌性太强”的风格吓退了不少潜在的投资者，而其在A股市场上也曾经留下了“高位减持，低位定增”的差评，一度传言某巨头出手的条件之一，就是蒋卫平必须要出局。
宁德时代没有参与，则可能跟其对锂的态度有关。宁德时代一直认为涨价只是短期现象，长期看循环回收的锂就已经够用。在锂价暴涨之后的年，曾毓群在全球动力电池大会上仍然在强调：“矿产资源并不是产业发展的瓶颈。”
一位接近宁德时代的人透露：“宁德时代年前负责矿产投资的只有一个人，连下属都没有，而且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