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农业面临“高投入、高产出、高库存、高进口和高污染”的困局
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到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二分之一，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更是不到它们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生产同样产值的农产品，我国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十倍以上。另一方面，我国在农业中间产品尤其是农用化学品上的投入也远超发达国家。
年，我国单位面积耕地的化肥使用量为美国和欧盟的3倍以上，农药使用量则为美国和欧盟的5倍以上。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使用了占世界30%以上的化肥和农药，其后果是严重的生态损害和环境污染。由于我国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远低于非农部门的效率，随着农产品市场逐步对外开放，比较优势原理开始发挥作用，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大量从国外进口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从粮食净出口国转变为世界上主要的粮食进口国。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年，我国粮食作物的进口量达到余万吨，占我国粮食生产总量的15%,而同时粮食作物出口额不到万吨。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粮食作物的产量和产值却还在攀升。但是，粮食作物的库存同时也在攀升。年，我国的玉米库存量就有2.5亿吨，稻谷库存量在1亿吨，仅玉米库存的成本费用每年就要耗费亿元，而同年的海关数据显示，玉米的进口量达到万吨。
虽然从年开始，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就被置于“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但这一看似矛盾的局面至今未得到根本缓解。我国农业“五高”困局的根本症结在于农业土地和劳动力的流动障碍当前我国农业所面临的高投入、高产出、高库存、高进口和高污染的困局，根本原因是制度性障碍造成的生产要素在农业内部以及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错误配置。
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土地在农户之间的自由流转，而户籍制度在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的同时，还进一步加深了农村移民保留土地，拒绝流转的预期。因此，农业生产至今仍由大量分散的小农户主导，农业经营规模严重偏低。由于农业生产无法适度集中到生产效率和经营能力更高的农户手里，由此造成效率的损失，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也大打折扣。
分散的小农户往往缺少相应的激励去学习现代农业生产知识和管理方式，也缺少相应的激励和资金去装备农业机械，只能通过大量投入劳动力和农用化学品来保证产量，从而保证收入。这些因素使得我国农业生产整体上效率低下而污染严重。从70年代末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基础，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框架下，各个村庄农业用地的使用权根据平等主义的原则分配给农户。根据农业普查和各项农村居民调查的数据，每个农户分到的土地平均不到0.5公顷。除此之外，为了保证土地质量的分配也大致均等，每户分到的土地往往由肥力不等的几个小地块搭配而成，且地块之间没有衔接，使得土地进一步细碎化。最近十几年来，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框架下，各级*府尝试推动农业用地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流转。
然而，由于土地细碎化和权限边界不明晰，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农民流转土地的意愿较低。因此，上述尝试收效甚微。为了明晰权限，大量耕地又被田埂等无产出用地占据，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流转。进入21世纪后，虽然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障碍已大大减少，但进入城市非农部门工作的农村居民仍然无法在公共医疗、劳动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在正规劳动市场也往往受到歧视。
这些歧视性*策阻止了农村劳动力进一步流入城市工作。另一方面，虽然超过2.5亿的农村移民在城市工作，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许多农民工将他们的子女和父母留在农村老家，并准备在若干年后返回农村。一旦他们举家迁入城市，不但面临子女教育和老人养老等方面的严重问题，还会面临失去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风险。此外，由于他们与子女长期分居两地，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缺乏亲情关怀。
农村土地和劳动力无法自由流转的后果，是过多的劳动力留在农村，并且农村土地分散在许多小农户手里，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无法实现。当前我国的农业经营规模（户均农地面积）不但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公顷），也与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世界各国农地经营规模变化的一般规律，是农业经营规模随着整体经济发展而扩大。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人均收入提高和城市化同时发生，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进入城市非农部门工作，并将手中的农地流转出去。因此，选择留下的农户可以经营更多的土地。同时，现代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的普及也加强了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规模效应，使得大农场和大农户相对更有优势。
跨国数据所示，各国的农地经营规模（户均农地面积）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我国的农业经营规模（户均农地面积）变化打破了这一规律：从年到年，我国的人均GDP持续高速增长，20多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但我国的农业经营规模却并未显著增长。到年，我国的实际农业经营规模已远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值。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农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农地的自由流转，而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出。
我国农业生产过于分散和农业经营规模偏小的现状，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也是农业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近年的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显示，经营规模不同的农户在生产效率和污染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Wu等（)在整理中国农村家庭面板调查年数据后发现，与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相比，小农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更低，而每单位土地上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则显著更多，因此，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也更为严重。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户均农地面积与前面提到的农均农地面积的区别。我国农均农地面积主要由农业就业人数决定，而户均农地面积不仅受到农业就业人数的影响，也受到农地流转的范围和规模的影响。举个极端例子，假如某个村庄的土地由户农户平均拥有，而每个农户有两个劳动力。再假设从某年开始，每个农户有1个劳动力进城工作，但剩下的那个劳动力经营农地，即土地没有发生流转。在这种情况下，农均农地面积增加了1倍，户均农地面积却没有任何变化。
由资料来源农业收入等于农户的农业产值减去农户在农业机械和中间投入品上的投入。而三角点代表的非农收入，是根据农户所在地区的非农工资数据构造的Mincer收入方程预测得到的。农户的单位劳动农业收入与他们的经营规模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经营规模更大的农户拥有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假如农户将农业劳动时间投入非农部门，他们的预期劳动收入却不随经营规模增加。特别地，假如小农户（例如经营规模小于1公顷的农户）将他们的农业劳动时间投入非农部门，并将土地转租出去，他们的预期收入将会大大高于现在他们在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然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带来要素流转障碍，迫使农户将大量时间投入到他们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农业生产中，造成了效率和福利上的损失。
小农户的农业收入和预期非农收入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用来度量这些制度障碍的强度。描述了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在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单位面积土地的化肥使用量与农业经营规模之间存在来自强的负相关关系；单位面积土地的农药使用量与农业经营规模之间也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
结语
这意味着小农户在单位面积土地上使用了更多的化肥和农由于国药，从而造成了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进一步地，在控制了区域固定效应、中国，但必有log(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公顷）土地质量、作物类型等因素后，我们对单位面积土地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与农业经营规模进行了回归，发现了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农业经营规模每增加1%,单位面积土地的化肥使用量会下降0.38%,而单位面积土地的化肥使用量会下降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