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红宇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产业发展始终是乡村振兴战略最基本的任务,是解决乡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农村改革的持续推进、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农业科技创新发展,乡村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的第一个五年。如何稳定农业基础,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发展乡村产业事关重大。与此同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展乡村产业有利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利于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应对变幻莫测的全球形势和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的根本保障。
产业强则乡村强,乡村强则中国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要走出一条人无我有、科学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要求我们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乡村产业发展道路。为此,必须充分把握中国乡村产业发展的现状,科学谋划中国乡村产业发展的未来。
发展乡村产业的重要意义
发展乡村产业,为乡村振兴奠定产业兴旺的基础。立足国内,发展乡村产业是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民就业增收、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瞄准国际,发展乡村产业是顺应全球农业一体化趋势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一)发展乡村产业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稳定增长,有效解决了人民吃饱问题,肉奶蛋等生产能力持续提高,实现了人民吃好、吃健康,蔬菜水果丰产为人民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产品选择。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万吨,比上年增长0.9%,创历史最高水平。尽管粮食连年丰产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但我国农业依然面临劳动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不断攀升、生产对环境不友好、结构性矛盾突出、先进技术利用不足等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生产率远低于非农产业,仅仅是第二产业的四分之一,第三产业的四分之一;农业劳动力成本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快速提高,土地租金上涨趋势明显;国内农产品的总量基本得到保障,但结构并不平衡,数量较为充足,但质量上未能满足居民需要,与居民消费升级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如何用有限的土地、有限的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务农劳动力生产出更优质的农产品,是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乡村产业顺应了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一是夯实产业基础的需要,发展乡村产业要服务于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要求以“藏粮于技”“藏粮于地”的理念保障粮食供给充足。二是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需要,要求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推广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三是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要求谋划乡村产业类型布局,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环境变化相协调,与我国全面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居民消费需求相适应。
(二)发展乡村产业是保障农民就业增收的需要
年,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元,与年相比名义增速为6.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8%。尽管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但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仍高达2.56:1,收入差距的绝对值是元。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只有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加快农民收入增速,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从农民收入构成看,年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占比分别约为41.1%、36%、2.3%、20.6%。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发展乡村产业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特别是在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方面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发展乡村产业所萌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如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电子商务等,对农民充分就业、分享效益、就近提高收入大有裨益。尤其是国内外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农民进城务工背景下,农民收入取得的渠道缩窄,收入结构调整的空间有限,收入增长的压力陡增,发展乡村产业在“稳就业”和“保增收”方面具有特殊意义,是我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三)发展乡村产业是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万人,占比接近60%,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一方面促进了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致使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农村二三产业规模小、层次低,一些地方过度开发农业资源,农村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众多村集体收入不多,难以为村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村民参与村庄管理的热情不高,村“两委”凝聚力号召力下降,不少农村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难题。解决这些问题,根本途径是厚植乡村产业根基,利用经济发展带动人员回流、资源保护、服务改善,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应加快发展乡村产业,推动乡村产业集群集聚、提档升级,吸引更多人才和其他要素流向农村,尤其是吸引城市要素向农村流动,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和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以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使农村社会重现生机活力。借助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实力增强,推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理顺乡村治理机制,进一步夯实*在农村的执*基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难以持续的问题。
(四)发展乡村产业是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从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看,国家间农业贸易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农业面临冲击不断加剧。农业生产的自然属性使得农业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自然资源禀赋,这也是各国提高农业竞争力必须要面临的客观条件。欧美地区自然资源条件优越,人少地多,其大农场为主的农业经营体系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不同于欧美,人多地少、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东亚地区想要提高农业竞争力,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我国人口数量众多,农业资源禀赋先天不足,更加凸现了我国农业小规模生产经营的基本特征,农业承担的生计成本很高,严重削弱了基础竞争力。目前我国每公顷土地需要养活的农业人口约为5人,按照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万元计算,负担的农民生计成本约为6万元,而美国每公顷土地需要养活的农业人口仅为0.人,负担的农民生计成本约为元。高昂的生计成本最终转化成农业生产成本,造成土地租金和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资源性农产品国内外价差持续拉大。但是资源禀赋的劣势决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农业竞争力的追求,也不意味着无路可寻。恰恰相反,对于人多地少的国家,面对更为迫切的农业发展需求,提高农业竞争力需要另辟蹊径。破解这个难题,必须调整农业发展理念,构筑农业核心竞争力,要充分意识到农业竞争力不仅仅是农产品的竞争力,更是整个乡村产业的竞争力。在农业资源禀赋不足的条件下,提升我国农业核心竞争力,要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下大功夫,必须突出中国特色,发挥精耕细作的生产优势,在劳动密集、技术密集乃至资本密集的农业产业拓展方面做大文章。充分发挥互联网科技带动、种质资源丰富等科技优势,瞄准农业农村富含生态、文化资源等市场优势,深度挖掘农业的附加价值和农村的多元价值,找准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在核心产业、关键领域形成强大的全球竞争力。必须突出乡村产业整合,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和有机衔接的分工安排,分工分业,优化要素组合方式,利用组织资源和体制机制创新,利用聚合的力量来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发展中国特色乡村产业,将有力推动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农业强国,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中国强势农业形象。
中国特色乡村产业的丰富内涵
中国特色乡村产业可以理解为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农情,特别是农业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发挥农业比较优势,以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维护生态环境、传承农耕文明、实现乡村功能的产业化为目标,以拓展农业产业边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为联结纽带,以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为重要组成,形成分工明确、紧密衔接、运行高效的多元化产业形态和多功能产业体系,具有构成多样性、内容综合性、要素整体性三大特性。中国特色乡村产业具有丰富的内涵,尤其要涉及几个重大关系的统筹。
一是粮食生产和乡村产业的关系。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决定了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作为人口大国,吃饭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意味着粮食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而经济发展带来的对农业的多元需求则要通过乡村产业实现。因此,必须平衡好粮食生产和乡村产业发展的资源分配。在适合粮食生产的主要区域,要牢牢把握粮食生产主线,稳面积、稳产量、稳*策;在耕地不足、劳动力充足、农业特色突出的区域,要发展好乡村产业,增活力、增就业、增效益。将粮食生产与乡村产业结合,实现增产增收有机统一,在全国范围形成二者并行不悖的产业发展格局。
二是就业与增收的关系。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稳就业、保增收已成为各级*府的工作重点。乡村产业承担着增加农民收入的功能,以解决当前农民收入偏低、城乡收入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产业发展规律看,提高乡村产业的生产效率和效益离不开先进技术的采用,一定程度上将挤出劳动力。以追求效率为特征带来的收入效应和以追求吸纳劳动力为特征的就业效应如何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同步实现,要求进一步做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工作,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推进配合富民乡村产业的发展。处理好就业与增收的关系,需要统筹好乡村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将发展富民乡村产业置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下思考,密切富民乡村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联。
三是市场与*府的关系。发展乡村产业是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发挥好市场和*府各自的作用。市场是驱动产业发展的决定力量。发展乡村产业必须充分尊重产业成长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新产业新业态的萌生发展,产业的融合,产业链的延伸,利益链的构建,价值链的提升都应该由市场主体主导。与此同时,*府扮演着消除产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的重要角色。将优化*府的规划引导、统筹协调和公共服务职能与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有效结合起来,为乡村产业提供发展的良好环境。从实践看,坚持市场主导和发挥好*府调控引导相结合是乡村产业发展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
四是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尽管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利用好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仍是我国各类产业发展的基本遵循。中国特色乡村产业不是封闭发展,而是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同时坚持农业对外开放。“以我为主”意味着优先满足国内居民对农产品充分供给的需要,准确把握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让乡村产业成为造福广大农民、保障产品供应、弘扬乡村价值、传承乡村文化的现代产业;“对外开放”意味着乡村产业要有国际化发展的理念,对标国际上农业产业的发展标准,大胆尝试、开拓创新,错位竞争,发挥比较优势,培育能够“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竞争的独特产业和产品,打造一批在国外有影响力的农业品牌。
中国乡村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为现代农业4.0版的中国乡村产业发展,是从中国的国情农情出发,基于对中国农业资源禀赋多元、产业类型多元、农业从业者众多的事实提出的概念。未来为了促进中国乡村产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需要结合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明确中国特色乡村产业的发展方向。
(一)牢牢把握中国乡村产业发展的多元特征
中国乡村产业发展必须立足中国供给解决中国需求,立足中国资源解决中国问题。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业资源禀赋呈现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特征,从地域分布上看,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中国乡村产业发展的多元化特征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源禀赋多元。与美国的资源农业、日本的精细农业、以色列的旱作农业、荷兰的设施农业等特色鲜明的农业模式相比,中国农业最大的特征就是资源禀赋多元对应的农业模式多元。东北地区人少地多,适合发展大规模粮食生产;西北地区水资源相对缺乏,适合发展旱作农业生产;东部、中部地区农业资源多样,劳动力、技术资源具有优势,适合发展多样化农业和都市农业;西南地区地少水丰,丘陵、山区并存,适合发展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多元决定了产业发展类型的多元,促使中国立足于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农业生产条件,发挥不同区域农业比较优势,因地制宜确定乡村产业的发展方向。
二是产业形态多元。从传统农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林牧渔产业门类齐全,可以提供全球最多元的农业产业类型和农产品种类,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的农产品需求。从新产业新业态的角度来看,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功能农业等各类新兴业态蓬勃发展,丰富了中国农业产业的类型类别。产业形态的多元化发展孕育了中国农业深厚的潜在竞争力,新产业新业态的兴起进一步拓展了产业发展的边界,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广阔的增收空间。
三是经营主体多元。中国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农业资源禀赋的不均衡,决定了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经营主体多元是中国农业向现代农业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一方面,大国小农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农情,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规模农户多达2.6亿。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目前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接近万家,另有黑龙江农垦等国有性质的经营主体,以及广泛存在于大城市郊区、东部地区的集体性质的经营主体。这些经营主体所有制构成多元、组织形式多元、利益联结机制多元,不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现代农业的不同环节、不同层面扮演着不同角色,共同构建了多元化农业经营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深刻表明中国在农业分工分业、专业化、规模化经营方面有充分的资源配置潜力,各类专业人才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二)牢固树立中国乡村产业发展的基本目标
推动中国乡村产业发展必然要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乡村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目标任务依然是要聚焦保供给、保就业、保收入。
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农业的功能、路径、*策组合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乡村产业由物质产出向非物质产出伸延,由平面农业向立体农业转变,由有边有形向无边无形拓展,由“农林牧渔”向“山水田林湖草”生命共同体迈进。尽管乡村产业的内涵外延发生了改变,但是乡村产业的基本功能不能有丝毫改变,即确保以粮食安全为中心的农产品有效供给。“粮猪安天下,任重而道远”,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饭碗必须装中国粮。对此,认识必须清醒,理念必须坚守。
二是提高农业发展质量。乡村产业要不断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多元化的需求,不仅要吃得好,更要吃得安全,同时,千方百计释放农业的生态环境维护、文化传承以及观光旅游休闲等多元化体验,这是乡村产业的第二个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乡村产业要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供给链、完善利益链,实现农民在农业内部更充分的就业和农业经营收入的不断增长。与此同时,要通过乡村产业的发展遏止农产品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趋势,从而达到从国内来看满足需求保证供给、从全球来讲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目的。
三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农业既是传统的产业,更是永恒的新生产业,农业农村要实现永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必须深入人心,乡村应该呈现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景象。“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做到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水则水、宜牧则牧,保持已经取得的好成绩,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负增长。统计显示,截至年底,我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已顺利实现预期目标,化肥农药使用量显著减少,化肥农药利用率明显提升。经科学测算,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40.2%,比年提高5个百分点;农药利用率40.6%,比年提高4个百分点。畜禽粪污集中处理率达75%;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率80%以上,农业可持续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四是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乡村产业发展,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显著增加农业内部就业容量,要在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这个方面做文章,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工作着力点。这些年,不少贫困地区依托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既实现了农民在农业内部的充分就业,也大大地增加了从业收入,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找到了自身的位置,比如山西的杂粮生产,陕西的苹果产业,西南丘陵山区的茶叶、药材生产,不仅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效果明显,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乡村产业的产业类型。
(三)加快形成中国乡村产业发展的创新格局
创新是产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发展中国乡村产业,必须要形成与时俱进的创新格局。既要注重不同业态的交叉融合,也要注重各种模式的创新发展,在依靠技术创新的同时推动技术进步。
一是业态创新。拓宽乡村产业发展业态,形成现代种养业、乡土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休闲旅游业、乡村新型服务业、乡村信息产业等业态“百花齐放”的状态。创新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或与社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企业,支持改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康养公共服务条件,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加快建立健全适应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标准体系,支持农产品电商平台和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建设,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工流通企业与电商企业全面对接融合,发展电商产业园,推动线上线下互动发展。创新发展现代食品产业,引导加工企业向主产区、优势产区、产业园区集中,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加工设备,加大食品加工业技术改造支持力度,在优势农产品产地打造食品加工产业集群,积极推进传统主食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加强产业综合配套做大做强核心产业,完善包装、物流、仓储、餐饮等配套产业,既发展与农村相关的产业,也引导城市的互联网产业、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在特色小镇等农村地区扎根落户。
二是模式创新。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确定如何培育多元融合主体,如何发展多类型融合业态,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对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三大体系”建设,实现延长农业产业链、保障农业供给链、提升农业价值链、完善农业利益链、拓展农业生态链“五大链条”同步发展。发掘产业历史文化,选择和发展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的特色产业,推进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发展一大批优质专用、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导产品,做大做强区域公用品牌。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面向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靠近田间地头,改造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完善仓储、冷链等基础设施条件,打造农产品营销公共服务平台,推广农社农企等形式的产销对接,支持城市社区设立鲜活农产品直销网点。创建现代特色产业园,围绕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产业,创建一批带动农民能力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建立农民充分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的体制机制,允许园区以规划为依据整合相关涉农资金,对园区内辐射带动农民作用强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三是技术创新。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创新技术的应用。重点结合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农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增强新业态的技术保障。必须强化战略性前沿性技术在乡村产业中的超前布局,加强农产品柔性加工、区块链+农业、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基础研究和攻关,形成一系列数字农业战略技术储备和产品储备。强化技术集成应用与示范,开展3S、智能感知、模型模拟、智能控制等技术及软硬件产品的集成应用和示范,熟化推广一批典型模式和范例,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水平。以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推动形成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年第3-4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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