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年11月3日上午，由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长三角分院承办的“第二届长三角未来城市论坛暨清华同衡长三角分院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在苏州成功举办。在“长三角未来城市”论坛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始人、资深顾问专家尹稚发表了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城镇化及规划行业的未来”的主旨报告。
尹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始人、资深顾问专家
尹稚教授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新型城镇化、行业未来”三个方面谈了他对中国城市化的未来的一些看法，主要观点如下：
中国式现代化
“二十大”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有比较清晰的描述，为什么如此来描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实是基于这么几点思考。
从目前的情况对十九大确定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进一步深度考虑，中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差异带来发展的不平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群发展的不平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仍然不高，后续保障制度不完善，特定人群的公共服务供给和民生保障不足，无法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东中西南北若干板块的不平衡仍然存在。三是，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同级别的城市发展不平衡，新城与老城发展不平衡。
面向未来，大家的基本共识是推动以人民为中心来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北京市的规划中，清华同衡对人民城市做过分析。从历史路径来看，我们经历了以神权为中心的城市，也经历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城市；同时，在改革开放的漫长进程中，我们也是深深进入了资本城市的发展；未来，人民城市的核心目标是走向共同富裕。正如在报告中反复强调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包容共享的人民城市的建设，它的目标是涵盖了空间正义、区域协同、城乡融合等各个方面。
当然，这里面还有对中国现代化的解释，它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这个词其实是可以分解，针对个体人、社会人，不同类型人群，不同地域人群，同时也要兼顾前人、当代人和后人的保障，它既有多样化的东西，也有传统的东西。当然它也有一系列的发展价值的指导，自主的、多元的、公平的、全面的发展需求，这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路径。实现人的城镇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最终是要通过中国式的现代化能够给予实现的。其实清华同衡在它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近五年的智库研究中，围绕这一问题也是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和相关的学术专著，在这里不一一展开。
目前，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中国巨大的核心问题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在资源限定条件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不同资源环境承载力，它的约束条件对人口空间分布影响肯定是十分明显的。在发展中平衡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其实是实现在资源和能源条件限定下现代化的要求，我们要实现农业生产区、城市建设区和生态保育区的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必然使得我们国家真正适应的城市建设地区，能够迎来更强有力的城镇人口规模的明显增长。而对我们的农业生产区，更多的精力放在高质量、优质化的永久性基本农田建设中，而我们的生态保护区对国土的基本生态安全、基本水资源、清洁水资源保障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
之所以中国走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在“二十大”报告里面也提出了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无不追求更大区域尺度的“减熵”。但是，这种“减熵”是有不同的路径，可以通过占领、掠夺等恶性侵占来实现资源的掠夺；也可以通过更大尺度的资源协同、物质和能量的信息交换，在开放的系统下构建出一条开放、合作共惠共赢的道路来实现“减熵”。显然，面对国际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选择了后面一条路。我们进入了动能转换和风险管理期，“五化”协同，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非常重要。而城市化是所有新型工业化也好，国内的现代化也好，以及信息化也好，它基本的载体和基本的平台离开了城镇化这样的保障基础，要实现其他几“化”，其实会变得更加艰难。
中国新型城镇化
接着来介绍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城镇化除了是其他的几“化”实现的载体外，也是人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引擎和基本平台。经过建国以来七十多年的实践，中国在“大国大城坚定不移地走一条城镇化的道路，同时进一步平衡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实现了高度的共识，这恐怕是建国以来在城镇化道路上达成的最大的共识。这一共识既是当代的需求，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文明、中华文明能够得以在城乡之间普及、延展、生生不息的关键。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村人口晴耕雨读，不断地向城市输送人才；而城市中的人士衣锦还乡、致仕还乡，也在反哺乡村的发展。如果要实现人的全面化、实现“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实现城乡的共同发展，城与乡之间双向链条的正常流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曾经以这样的双向链条创造了几千年来中国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双重辉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体系。回顾建国以后的经验教训，实际上我们是在用制度来强化城乡的二元结构。如何打破二元结构的篱笆，重新实现城与乡的双向链条运转，实现人的升级和迭代循环同时实现生产要素的升级和迭代循环，这是未来摆在我们面前的非常重要的任务。
“二十大”有一个很重要的章节，专门讲了国家的区域协调战略。这个区域协调战略反映在若干个方面，其中一方面就是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协同，这是强调地域差异化战略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实现城市群内的协同、都市圈内的协同、以及中心城市与周边大中小城市发展之间的协同，就是要按照“全球竞争、有序发展，国土安全、区域均衡，中心引领、圈群发展，功能互补、质量提升”的原则，去找到一条适应中国发展特色的、“人口-资源环境-产业-城镇-乡村-土地”等相匹配的基本路径。既要发挥出比较优势，同时又使得主体功能约束更加有效，实现“富有竞争力的、分级分类差异化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价值导向。
从十八大以来，提出以城镇群为主要载体，随后
